公共危机的诱因

公共危机产生的原因极其复杂，既有一国政治、经济、文化、自然环境等方面的影响，也有国际因素的存在。

在当代国际社会，随着环境气候变化，人口增加，城市化、全球化进程加快，高新技术发展，恐怖活动等因素的变化和相互作用，使得发生公共危机的可能性增加，世界各国都程度不同地出现危机事件增多、损失加重的趋向，在寻求发展而防范风险能力较弱的发展中国家更为明显，中国也未能例外。加上我国地域大、人口多、发展快，又处于经济社会的转型时期，在各种风险因素不断产生积聚和相互作用下，各种突发公共危机事件有增无减，对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严重威胁。具体来说，目前公共危机产生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科学技术发展的负面影响

由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科学技术与经济活动相结合而导致技术经济的飞速发展，使得工业社会的物质财富极为丰富。但科学技术在造福于人类的同时，由于人们的掌握程度不够、失误、意外或人为故意，加上技术灾害又最难做到早期预警，预防和处置复杂程度更高，同时也带来了核危机、生态危机、工业事故等足以毁灭全人类的巨大危机，使人类社会在科技高度发达的社会却普遍缺乏安全感，各种各样的工程事故、交通事故、化学品泄漏、通讯网络事故、环境污染事件等日渐增多、防不胜防；生物技术灾难、核泄漏更是令人闻之色变；而且恐怖分子、违法犯罪分子也在利用现代科技手段从事危害社会活动，造成人为的事故灾难，社会危害性更大。

据统计，事故灾难的发生频率和造成损失，在我国四类突发公共事件中高居首位；新出现的食物中毒、慢性污染、有害健康食品用品、病毒变异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都与技术因素有关，成为威胁生命健康的风险隐患；在社会安全事件中，利用高新技术、先进工具和智能从事危害社会的活动不断增多，查处难度加大。

（2）全球化发展对危机扩展的影响

全球化作为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虽然开始常常被用来指经济方面的全球化，如全球经济市场化，但是全球化决不仅仅是经济全球化，它同时也是社会、政治的和文化等方面的全球化。社会学家就把全球化看做是人类在环境恶化、资源匮乏、疾病蔓延等共同问题面前所达成的共识。如果从全球化和公共危机的关系来说，一方面，全球化导致公共危机事件的蔓延。从1986年英国出现疯牛病以来，疯牛病就像是一个恐怖的梦魇一样尾随着人类。目前疯牛病仍然以食物链的形式从各个渠道向世界各国扩散，全球面临着疯牛病的严重威胁。这主要原因就是在全球化的前提下，各国交往和商品活动十分频繁，海路空运输极为畅达，这为病毒的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

另一方面，全球化导致公共危机或灾害的影响剧增。在人员交往有限，较为封闭的情况下，公共危机事件只能影响或到达某一个地区或几个地区，对国外的影响相对较弱。但是在全球化时代，人们的交往加速了危机的扩散和蔓延，一个危机事件只要在一个城市和地区爆发，然后会迅速向其他地区蔓延。若某些地方对危机认识不清，对策失效，危机就有可能迅速向外蔓延。例如SARS疫情从2002年11月开始在广东出现，由于对这种可怕的疫情缺乏认识，加上政府对公共危机的治理缺乏认识和准备，在这些突如其来的危机面前显得措手不及，因此，危机事件以广东、香港、北京为中心向外扩散，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波及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并波及到境外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使全球8000多万人受到感染，900多人死亡。

（3）全球气候变暖造成危机增长

据科学测量，近50年来全球气候变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随着人类对矿物燃料使用的依赖，所排放的二氧化碳量将逐年增大，温室气体的增温效应也会逐步明显和突出。未来全球的气候将继续向变暖的方向发展。这一增温使发生各种自然灾害和传染病疫情的可能性增加，我国也受到这一气候变化的影响。近年来我国水旱灾害、热浪、沙尘暴、火灾等灾害增多增强，都与气候变化有着直接关系。研究表明，非典疫情就可能与气候变化有关。而气候变化引起的灾害与社会活动引起的灾害相互结合、相互作用，使风险灾害出现增长趋势。

（4）经济与社会发展失衡产生不稳定因素

只有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社会才是一个稳定和谐没有危机的社会。但是我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社会事业的发展却由于投入不足、重视不够，发展远远滞后于经济的发展。国际国内经验表明，经济快速发展阶段往往也是风险因素和社会不稳定因素容易增加的时期。一直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阶段，从而使发生突发公共事件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主要原因，一方面在于利益格局的调整。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竞争机制必然会引利益隔绝的变化，也会触动部分成员的既得利益和特权，由此必然会带来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如随着企业的改制，出现了大量的下岗工人，在收入降低，生活无助的情况之下，久而久之，必然会做出不理智的行为，有的甚至采取集体上方的形式，来发泄自己心中的不满，但给社会带来的损失和危害也事巨大的。另一方面，经济快速发展往往造成资源破坏，使灾害灾变发生的可能性增加。

纵观现代发展，几乎所有国家的经济高速增长，都以资源开发损耗、生态环境破坏为代价，工业化时期更加严重。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也付出了沉重的环境资源代价。由于大气污染和水污染程度的加剧，很多河流的水质成为没有任何价值的五类水，使得鱼虾难以生存，另外，人为的环境资源破坏又使自然灾害，如洪水、干旱等可能比以往造成满为更大，后果更严重的影响。感而言之，自然灾害与人为灾害的相互作用导致危机的增加，危害扩展。

（5）文化认同感的缺失

文化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深层的核心的东西，它是保证人类冲突减少的最后屏障。因此，由文化矛盾引发或支持的冲突和危机，其根深蒂固性和持久性要远甚于其他原因直接引发的危机。在社会的整合过程中，一个防止社会冲突的重要因素就是社会文化的一体化。文化同化所包含的范围极其广泛，从社会共同的语言，到维系社会一体的道德观念与价值体系，到公众的政治意识、宗教信仰等。如果一个社会的文化异质性很弱，人们有着广泛的价值认同，无疑，社会的稳定程度相应地也会很高。相反，如果社会文化的异质性很强，那么社会冲突的爆发就会有了可怕的社会心理基础。中东地区的战火不熄，恐怖活动的此消彼长，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宗教信仰的分歧。

不仅是在原有不同的文化体系之间，更值得关注的是，在制度变迁中，传统的价值观念的沦丧和现代的价值体系的扭曲或不到位，使得文化体系失去了稳定社会的功用，不能成为人类冲突减少的最后屏障，由此引发的危机却频频发生，并且比其他原因引起的危机更为持久和影响深远。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中，教育发展滞后，社会道德、公共伦理出现失范，腐败的社会风气使道德基础发生动摇，网络时代的生活方式已经严重冲击着旧有的道德规范体系，道德虚无主义情绪逐渐蔓延。严重的规范缺失和规范偏离现象、社会结构变迁的加剧以及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导致了人们在不断出现的新的行为内容和选择标准面前缺乏必要的规范引导和约束；既有的规范系统在急剧变迁的社会生活之中的紊乱，也造成了人们在具体行动中的严重偏离和越轨。

（6）人类危机治理能力的局限性

国内外经验表明，在相同背景条件下，由于应对危机能力强弱不同，各个国家控制灾害事故、危机的程度有很大差异。如果政府和社会具有较强的应对危机的能力，就可以预防甚至减少危机带来的灾害。对人类危机应对能力的制约，首先体现在人类对自然认识的局限性。随着人类生产实践的深入、知识的积累和技术手段的扩展以及科学研究的专门化、深入化，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识能力得到了强化，人类认识、预测、防治和抵抗自然危机的认识能力已经大为提高。然而在浩瀚的自然界面前，人类对于自然运动规律的认识依然是沧海一粟。人类认识不可能穷尽所有的自然现象，这种局限性在科技探索活动中，常常表现为人们对其探索活动所造成的后果不可能有充分的估计，因而在人们科技探索活动中会出现重大的意外，甚至造成重大的公共危机事件。

如1986年，原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核泄漏事故，爆炸时泄漏的核燃料浓度高达60%，受污染地区至少包括2.5万平方公里，至1992年，已经有7000多人死于这次核污染，经济损失达1800亿卢布。其次是人类控制自然手段的有限性。相对于人类认识自然的能力，人类改造或控制自然的能力更为有限，尤其是在严重的灾害性天气面前，人们所能做到的就是被动地防御，而自身不可能采取主动有效的措施，使其远离人类。最后是人类行为控制能力的制约。由于人类社会现存的种种行为不规范和控制能力的有限性，也会给人类带来极大的损失。2004年11月28日陕西陈家山发生的我国煤矿40多年一遇的特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还未结束，2005年正月初六，辽宁阜新又发生了213人死亡的特大矿难。这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起源于企业的安全生产，但是人类对各种规则的置之不理也是造成灾难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