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关系产生的历史条件

公共关系产生的历史条件

现代公共关系产生于20世纪初期的美国并不是偶然的,它是当时美国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以及经济、政治、科学技术和文化等社会历史条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为了全面而深刻地把握和理解现代公共关系的精髓,我们有必要联系社会历史条件进行具体分析。

一  经济基础-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

商品经济的出现是公共关系产生与发展的经济基础。 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整个生产活动都是社会化的, 人们生产的产品主要用来交换以实现其价值。市场交换实现后,人们生产的产品和劳动才能得到社会承认。 于是,无论是个人或者社会组织,只有通过自觉的努力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和支持, 才能为自己创造一个良好的生存和发展环境。

封建社会的经济模式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产组织方式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以村落为活动区域。 这种社会环境下的社会联系是以血缘、地缘、 姻缘为主要纽带的人际关系。 这种关系的突出特点是: 非常狭隘、相对固定、 极端封闭。 受经济水平的限制,这种特点一直延续到资本主义社会前期。

南北战争之后,美国北方的工业经济与南方的种植园经济归属于同一政府管理,社会环境趋于稳定。 政府的有效管理促进了国内市场体系的健康发育。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工业革命的基础上,商品经济得到迅速发展。 商品经济社会以社会化生产、 社会化交换为其重要特征。 任何社会组织都需要得到社会的广泛承认和整体支持, 才能生存和发展。 这便成为公共关系兴起的必要条件。

在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市场形式经历了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逐步转变。 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前期,市场中供小于求,供求关系的不平衡,使得销售者可以趾高气扬、态度恶劣、恣意妄为、随意涨价、无视公众,根本不能体现自愿平等、 互惠互利的交易原则。 在这种以卖方市场为主导的情况下, 卖方完全可以不考虑公众的需求,因此也就不需要公共关系。 但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产品供给日渐充分,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

消费者具有更多的选择优势,可以根据产品质量、 价格、服务以及人情关系等条件决定向谁购买所需商品。 在这种以买方市场为主导的情况下,作为卖方的企业或商家必须主动与买方联络感情、建立关系,才能有效地维持生存和发展。 因此,搞好公共关系,增进组织与公众的相互理解,提高组织声誉就显得越来越重要了。

美国进入资本主义的垄断时期后,垄断资本间的竞争广泛、深入地影响着整个社会,不仅使生产结构和人际关系发生了迅速变化,而且市场体制也出现了深刻变化。 在经济活动已经由以生产为中心转变到以市场为中心的情况下,一个企业或部门能否更好地生存和发展,不仅取决于产品的质量,而且取决于适应市场、开拓市场的能力,换句话说,就是看其能否争取到广大消费者或社会舆论的支持。

越来越多的企业管理人员认识到了市场机制的重要作用,这在客观上便成为企业通过开展公共关系活动与社会各界和广大消费者建立互相信赖、互相合作关系的有利条件。

总之,市场经济取代小农经济,买方市场取代卖方市场,以市场为中心取代以生产为中心,成为公共关系在美国兴起的经济基础。

二  社会基础一一民主政治制度的产生

社会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及民主政治制度的产生是公共关系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社会政治条件。 从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民主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在专制独裁的封建社会里,统治者依靠高压政策、愚民政策实施封建专制和独裁统治, 民众既不需要关心政治,也无法干预政治,公众舆论不可能对社会进程产生重要影响。 在政治生活以“民怕官”为主要特征的社会里,公共关系是没有任何用处的。

在机器化大生产的工业社会中,政治生活的核心是民主政治。 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市民的社会化程度逐渐提高,社会联系日益紧密,共同意识不断增强,民主意识趋向浓烈。 有组织的社会公众越来越强烈地要求了解和参与政治生活,舆论对政治行为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成为政治生活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政治运动促进了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发展。 民主政治的重要标志是政治必须体现大多数人的意愿,满足大多数人的要求。 这就需要有与此相应的民主制度作为保证。 这在美国主要是通过代议制、 纳税制和选举制来实现的。

代议制是由各种利益集团推选出自己的代表来进行公共事务的决策与管理,这是民主政治的基本体现与保证。

而促使民众关注并参与公共政治的动力,则主要来自经济上的纳税制和政治上的选举制这两种民主化制度。

纳税制促使纳税人有权了解政府的政治运作情况,由此产生关心并参与政治的需要。 纳税制也迫使政府有义务将政府决策与事务运作情况定期向纳税人公布或报告,接受纳税人的监督。

选举制赋予民众知情权、 议政权,要求政治具有透明度。 公众需要通过认真比较、 精心挑选能真正代表自己意愿的人物去行政、执政, 并且有权监督自己的代表能否准确地反映自身阶层的利益和意见。 对于被选举者来说,为了获得或保住“席位” ,更需要及时倾听民众的呼声,解决民众所关心的问题。

由于代议制的民主政治在经济上依靠税制来支持,在政治上依靠选举制作为保障,这使得当权者不得不重视与社会各界公众搞好关系。在这种民主政治的社会中,其政治生活的特征表现为 “官怕民” 。政府机关、社会公共组织与其公众之间主要体现为服从关系,此外还有民主协商、民主对话、民主监督的关系。

美国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后起之秀,与当时的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较,其政治体制的民主色彩更为浓厚。

经过独立战争、 南北战争(废奴运动),到20世纪初,美国确立了比较稳固、比较民主的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 民主政治取代专制政治,成为促进公共关系兴起的政治基础。 早在1791年,美国通过了《人权法案》,强调新闻、舆论自由,为公共关系的兴起提供了政治民主的保障。

三   术基础-传播手段和通信技术的进步

传播手段和通信技术的进步是现代公共关系兴起的物质基础。 20世纪初,科学技术在美国飞速发展,尤其是交通工具和传播手段的现代化为现代公共关系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物质条件。

在农业社会中,由于受经济生活、科技水平以及传播沟通手段的限制,社会公众的交往范围是非常狭小的,人们基本上处于与世隔绝的封闭状态。 在规模较小、变化缓慢的自然经济中,人们没有进行广泛交流、 相互沟通的迫切需要。 即使具备沟通的愿望与需要也受到交通工具和传播手段的限制。

在工业社会中,商品经济逐渐发达,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交通工具和传播手段日新月异。 火车、轮船的发明改善了交通条件, 电话、 电报的应用优化了传播手段, 印刷技术的提高使报刊遍及千家万户。 各种大众传播媒介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为人们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相互交往提供了方便。 日益精细的社会大分工,使人们之间、组织之间产生了纵横交错的复杂关系,同时也产生了相互沟通、彼此交往的迫切需要。

传播手段和通信技术的进步与普及,使得地球的半径在逐渐缩小,人们确实有了 “天涯若比邻”的感受。

1906年,美国官方无线电广播电台首次播音, 使新闻传播媒介跨出地区,越过国界。 此后广播、 电视、报纸、 杂志等传播媒介在现代生活中日益发挥出巨大的作用,也为大规模的公共关系活动的开展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和方法。 在席卷全球的新技术革命中,微电子技术的应用,进一步更新和完善了现代传播手段。 特别是互联网络的发展,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有人将其称为“第四媒体” 。 在互联网络中传播信息,具有更迅速、更广泛、更自由的特点。 运用这种技术的组织机构能够更准确、 更迅速地与各类公众建立关系,沟通信息,形成有效的信息反馈网络,使公共关系得到更为迅猛的发展。 这是公共关系迅速兴起的重要技术条件。

四  文化基础一一现代管理理论的发展

美国是个移民国家,国民思想中具有很强的平等意识与群体观念。 移民来自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由于民族不同、语言不同、习俗不同,很自然地形成了强烈的群体观念。 独立战争后,美国成为一个独立统一的国家,原先被分割的各个殖民地在政治、 经济和思想文化上出现了大融合。 各个社会组织之间、组织与其公众之间有计划有目的的沟通与协调,为公共关系首先在美国兴起奠定了思想基础。

由移民组成的美国,其文化体系中有三个突出的特性:

个人主义 、英雄主义、理性主义。 个人主义的典型表现是富于自由浪漫的色彩; 英雄主义的突出特点是富于竞争的精神; 理性主义的明显标志是遵规守法, 崇尚教条,重视数据和实效。 管理科学的祖师爷泰罗的思想及其制度,就是理性主义的典型代表。

泰罗是美国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盛行的科学管理运动的创始人,人们称他为“科学管理之父” 。 泰罗的科学管理工作是他在一家钢铁公司当工长时开始的。 当时工厂里很多工人工作效率很低,工资制度是多劳不多得,工人尽量少干,只要过得去就行。 有些工作虽然实行计件制,但雇主在工人产量上升后就降低计件单价,结果谁也不愿意超过定额。 泰罗本人是个技工,深知工人的生产潜力,他们的实际产量只及所能达到的产量的1/3。 他认为真正的困难在于没有人知道一个人做多少工作是合理的。

那时候雇主往往是靠一般的印象或通过观察来制定一个所谓合理的工作量。 泰罗在对其标准进行研究时,雇用了一个年轻人用秒表来测定工人每一项工作(包括许多组成部分)的每一动作所需的时间,得出完成该项工作所需的总时间,这就是泰罗制的时间研究和动作研究的开始。 泰罗制的核心是通过时间和动作的分析、 研究,强调一切活动的计量定额,强调严格的操作程序,甚至连手足动作的幅度、 次数都要计算限定,“人是机器” 是这一时期最典型的代表性口号。 它将人看作机器的一部分,颠倒了人与机器的关系,使手段异化为目的,这种机械的唯理性主义的管理,虽然在一段时期内取得了显著的高效率,但同时也使劳资矛盾日趋激化。

因此,泰罗制理论的特征是把劳动者视为“机器人”、 “经济人”和 “完全理性人” ,对人性的管理过于简单化,在其管理过程中,基本上找不到开展公共关系的依据。

20世纪20年代末,由主持“霍桑实验”的哈佛大学教授梅奥创立的人群关系理论和40年代末崛起的行为科学理论, 最早为公共关系的产生及成长提供了理论根据。 人群关系学针对科学管理学提出的“经济人” 而提出“社会人”的概念,认为人并不单纯是为经济利益而生存的,除了经济动机外,人还有其他的社会动机。

人群关系学理论与行为科学理论的共同精神是:组织的管理活动应由原来的以“事" 为中心发展到以“人”为中心; 由原来的对强制性纪律的研究发展到自觉性行为的研究; 由原来的监督管理发展到动机管理; 由原来的独裁式管理发展到民主领导的管理。 这些观念的形成,从理论上对于开展组织内部的公共关系提供了依据。

另外,20世纪以来社会学、心理学、 传播学等现代学科的发展, 也为公共关系提供了理论武器。 特别是社会系统理论的建立,从理论上验证了为组织建立良好的外部公共关系的必要性。

这样, 在现代管理理论中,公共关系内求团结、 外求发展的职能都找到了理论依据,得到了理论说明,这为在实践中推行公共关系建立了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