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防控中的媒体传播探析

疫情防控中的媒体传播探析

■刘笑盈

传播有三个关键要素：内容务实，受众愿意听；渠道开放，受众听得到；表达接地气，受众易接受。一个良好的舆论圈，有待媒体舆论引导能力、社会的弹性和包容度以及公众媒介素养的共同提升。

重大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一般具有社会性、危害性和高关注度，可能会威胁到系统正常运行，需要政府或相关机构迅速回应和快速处理。突发事件可以分为不同程度，也可分为不同周期。

突发事件处置时期，也是各类信息集中汇聚时期。新冠肺炎疫情舆论环境异常复杂，政府、各类媒体、组织及普通民众都是舆情参与者。网民有充分的上网时间（隔离在家），有信息消费与生产能力，更有上网表达的欲望。互联网使得疫情超越国界，世界深度互联。

此次疫情防控报道有几大特点：首先，信息量大，舆情高峰期信息每天可达数千万条，平峰期也有三四百万条，而疫情之前只有百万条左右；其次，热点多，瞬间集中度高，传播速度快；再次，信息混杂、话语多元、极端观点盛行，舆情线索多、分类难，各种舆论场、不同舆论圈热点此起彼伏，不同时期特点各有不同，对舆论引导是极大考验。

1、媒体多角度凸显责任担当

在提供现实信息图景的同时，媒体也体现出了更多的复合功能与责任担当。

提供救助服务。国务院客户端高速高效整合各类互联网+服务，实现了行政互联网化的新应急模式；人民日报、央视等推出“共同战疫”信息平台，尽可能让病患的求助得到回应和救治；以“健康中国”为代表的政务新媒体在权威防控、一手信息通报方面作用显著；以“丁香医生”为代表的机构自媒体在主流资讯之外提供了重要且及时的补充服务。

传递技术力量。在“封城”当天，多家新媒体在武汉当地进行了各个角度的视频直播和图文报道；数千万人在网上“围观”两山医院的建设；各类媒体开设的动态疫情地图等。

快速有效辟谣。各大媒体皆开设“辟谣专区”，新华社开设“求证”平台，腾讯新闻推出了“较真”平台新冠肺炎特别版及“疫情实时追踪”H5，集纳可视化地图、数据、辟谣、医疗等多个模块。社交媒体的功能不仅体现在信息服务、社会监督、反映民意上，还起到了情绪的“发泄池”“吐槽坑”的作用。

防疫期间，门槛极低的社交媒体也是最为复杂的舆情圈：在促进社会透明的同时也伴随着虚假信息，在追逐热点中也可能过于情绪化，在极端化的表达中撕裂着社会关系。正如张文宏医生所说，“过好日子就不能纠结于互联网”。如何加强网络管理，也在考验着社会的弹性、受众的理性和相关部门的治理水平。

2、重大突发事件的传播特征

《人类简史》的作者赫拉利说：尽管发生了艾滋病和埃博拉，21世纪流行病导致的死亡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比石器时代以来的任何时候都低。这是因为，人类对病原体的最佳防御不是隔离，而是信息。在此次疫情防控中，可以清楚看出突发事件传播的一些新特征:

其一，舆情不仅充斥事件发生发展的全过程，且舆情走势与疫情走势高度一致。

其二，须强化对疫情与舆情关系的认识。“对于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而言，‘事件处置’和‘舆论引导’恰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两者相互影响，难以分割。”事实上，“如果事件处置不力，则舆论引导难以奏效；同时，如果舆论引导不力，则会使事态变得更为复杂，且可能激发更强烈的舆论”。这一现象可以称之为“双因叠加效应”。

其三，疫情中的舆情话题路线，尽管呈现出多元裂变的随机性特征，但还是有主因主线的。如在疫情舆情中，会顺理成章地解构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应急响应、公益组织、病毒致病机理和传播路径等重叠交织的若干话题。随着挖掘的深入、事态的发展，每个子话题又可能衍生出更多的派生话题，从而形成新的子话题。每个观察者都会对信息进行带有偏好的选择、裁剪、拼装、加工、润色、输出，形成不同的关注圈和舆论阵营。

其四，疫情中舆情发展的三条报道路线：一条主线即对事件进展的报道，两条辅线即政府的措施和各方的反应。如这次主线是疫情发展，政府措施包括封城、派医疗队、建两山医院、提高响应级别、建方舱医院、换将、应收尽收、复工复产、社区隔离以及政府权威信息发布，各方反应包括民众、媒体、国外等。通过三条纵线的横向连接，即可以看出报道情况。

其五，在“后真相”时代，情感表达在舆情中凸显。恐慌、害怕、焦虑、愤怒等在“情绪一致”和“过度共情”的心理带入中得到了放大，需要及时正面回应、释放事实、加强正能量引导来纾解。这也是对舆论引导原则的考验，比如第一时间、公开透明、口径一致、回应关切、人文关怀等。

总体而言，此次疫情防控中媒体的舆论引导是值得称赞的。

理由之一，舆情基本上是跟着防疫形势走的，没有出现明显的舆情干扰疫情处置的问题。舆论的主角不是官员、不是记者，而是专业人士。

理由之二，舆论圈总体正常。舆论圈有四种颜色，红（情绪）黄（谣言）蓝（真相）绿（希望），一个不好的舆论圈是红多黄多，而好的舆论圈是蓝多绿多，防疫舆论圈中后两者的比例远远超过了前两者。

理由之三，相较于非典时期的信息传播，此时网民获取信息的速度更快、渠道更加复杂多元，而媒体的跟进也更加及时、报道更加全面、与政府的协同互动也有所增强。舆论引导最大的保障，是政府在整个过程中以最大的诚意保证了信息公开，媒体报道也更加积极主动。

当然，疫情中的舆情也存在不少问题。在媒体报道方面，也存在监督不到位、采访不到位、专业性缺失等问题。一个良好的舆论圈，有待媒体舆论引导能力、社会的弹性和包容度以及公众媒介素养的共同提升。

综上所述，传播是“有效沟通，创造语境，改变关系，获得同意”。传播不仅要传出去，而且要传得开、传进去，产生效果。关键三个要素，首先是内容要务实，受众愿意听；其次是渠道要开放，受众听得到；最后是表达要接地气，受众易接受。目前的传播环境已经从“寂静的山林”走入了“喧嚣的都市”，仅靠声音大已经不行，需要二次、多次传播才能成为主流声音。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新闻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