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危机的危害

公共危机事突如其来的公共性灾难，会给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它不仅严重威胁和毁伤人类生命和财产安全，而且还会导致社会秩序或经济衰退。概而言之，公共危机造成的危害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1）公共危机会导致大批公众的死伤，并会造成公众严重的心理创伤。

马克思说：“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然而，公共危机对人类社会的最大伤害，就是对公众生命的扼杀。这种对生命的上海源于多种类型的危机。

一是各种自然灾害性危机对人类生命的极大伤害。

例如1923年9月，日本关东大地震死亡人数达到13万；1976年7月中国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超过24万，此外还有36万多人受重伤，70万多人受轻伤；2008年5月四川发生汶川大地震，造成6.9万人遇难，3.74万人受伤，1.79万人失踪；2004年12月印度洋地区强震引发海啸，死伤惨重，死亡人数超过15万。根据国际组织的调查，20世纪90年代，全球各种自然灾害平均每年导致6.2万人死亡。2001年全球发生各种自然灾害危机712起，致死3.9万人，受伤人口达1.7亿。

二是各种公共卫生危机对公众生命健康的威胁。

人们至今不能忘记，14世纪，黑死病（流行性淋巴腺鼠疫）横扫欧洲，夺走了2500万人的生命。19世纪至今，流感病毒在全世界发生了多次大范围传染，其中危害最大，损失最严重的是1918年流感的世界性蔓延。当年，全球就有5亿多人感染流感，其中500多万人死亡。仅在美国，就有55万人丧生，这比该国在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阵亡的总人数还多。目前世界上疟疾每年发病人数高达5亿，仅1997年就造成150万到270万人死亡。从2003年SRAS危机肆虐到当年6月疫情基本平息，全球SARS患者累计8450人（含疑似病人），死亡810人。至2003年8月，中国有5327人感染SARS病毒，349人因此丧生。

三是各种公共安全事故造成了人员的巨大伤亡。

1986年4月，苏联发生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核燃料泄露事件后，仅在参加救援工作的93.4万人中，就有5.5万人丧生，7万人成为残疾人，30多万人受放射伤害死去。乌克兰共有250万人因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而身患各种疾病，其中包括47.3万儿童。在乌克兰的核受害者中最常见的事甲状腺疾病、造血系统障碍疾病、神经系统疾病以及恶性肿瘤等。2003年12月，中国重庆开县特大井喷事故直接夺命243人。

四是公共危机对社会公众所造成的难以愈合的心理伤害。

各种危机总会得到控制和化解，但它给人们心理留下的心理创伤却可能长期存在。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核燃料泄漏事件后，周边地区甲状腺癌、白血病儿童以及新生儿生理残疾者数量骤然增加。据专家估计，完全消除这场浩劫的影响最少需要800年！由此給人们造成的心理伤害将长久难以消弥。五是政治和社会危机事件对人类生命的伤害，这样的事件包括战争、暴乱和恐怖活动等等，都会給人类带来极大的伤亡。

（2）公共危机导致资源的巨大毁损和流失，并严重破坏经济的稳定和持续发展。这包括直接和间接两个发面。

直接的事对经济基础设施破坏，对社会经济活动秩序和经济运行本身的破坏，对社会资源和社会资源配置体系的破坏，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严重打击；简洁的包括治理危机所需要的投入极大地增加了社会宝贵资源的消耗，增加国家和社会财力物力的付出，由此就必然会导致减缓经济增长速度和迟滞社会发展。同时严重的和持续时间长的公共危机的发生还会增加投资环境的不确定性，能使危机发生地的国际资本投向发生变化，潜在的投资可能会取消，现有投资也可能会撤离。2003年SARS肆虐时，中国的旅游、餐饮、运输、商贸等行业都遭受惨重损失，经济发展受到很大干扰。据亚洲银行统计，亚洲因2003年SARS危机造成的经济损失约在280亿美元左右，中国遭受的损失在600亿元以上。可以说，公共危机给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难以估量。

（3）公共危机导致社会的失序和动荡不安。

无论何种性质的大规模的突发性公共危机，都会给社会造成极大的冲击和破坏，引发社会的恐慌和动乱。有论者分析旧时代中国在灾荒岁月农民由于天灾变为饥民或流民，而后为了生存又沦为土匪的如下过程。

“饥寒起盗心”的精神扭曲固然与人的道德伦理失守有关，而生存环境的剧变所形成的高压对人们铤而走险行为方式趋向极端化的催化作用不可忽略。在现代社会公共危机中人们被迫沦为匪盗的情况虽然已不多见，但是公共危机的发生导致社会运行秩序破坏，公众生活必需品或能源供应紧张或中断，这都必然会引发公众的恐慌和情绪失控。而此时如果出现相关信息传播沟通不畅，就更有可能进一步加剧社会的不稳定，加速公共危机的蔓延和恶化，放大和加重公共危机的危害及治理难度。

（4）公共危机有可能极大地损害政府的形象和声誉，贬抑政府的公信力。

政府是获得公众授权而代表公众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威性公共组织。无论发生什么样的公共危机，都是对政府形象和声誉的极大挑战。人们有理由认为，政治性社会性公共危机的发生的发生昭示政府对社会的宏观管理失控，政府与社会的沟通协调力不从心，对政治和社会资源的整合乏力，资源配置低效或无效；环境破坏性、公共卫生性或技术事故性公共危机的爆发则必然使公众对政府有关领域、部门或社会组织的管理效率产生极大的怀疑和忧虑；即便是不可控的自然灾害性公共危机的突袭，也会让公众政府及政府部门对有关问题的预测、预报、预警、应急的机制和能力。因此，公共危机的爆发有可能从许多发面贬抑和破坏祝福的形象。

而公共危机爆发之后，对危机的回应、化解和善后更是对政府智慧、能力和公信力的极大挑战。如果这些工作使公众感到满意或比较满意，那么政府的形象会得到一定的弥补甚至某种程度的改善，反之，则是雪上加霜，危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甚至后者的合法性基础。